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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27日0时41分，“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在全球范围引发强烈关注。“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它在设计上汲取福岛核事故经验反馈，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研发设计；综合应用“纵深防御”原则和“风险指引”等技术设计的能动和非能动安全系统，提高了系统与设备的多样性、多重性和独立性，丰富和完善了核电站事故预防和缓解手段，使核电站的安全性、先进性和成熟性都得到了充分保证。

　　“华龙一号”首堆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自主三代压水堆技术和全产业链技术的国家。世界核新闻网（World Nuclear News）引用一语双关的“唤醒巨龙(Awakening the Dragon)”来评价这一事件。对中国而言，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意味着什么？对全球核电业来说，拥有“华龙一号”的中国将对当下和未来的布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图1 “华龙一号”首台发电机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成功（2017年11月6日）

　　中国核电事业从酝酿谋划到实际起步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坎坷历程。作为一个在1966年就建成军用堆的有核国家，迟迟无法建成民用核反应堆使中国曾一直处在“有核无能”、“有核无电”的尴尬境地。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多次提出建设核电站的构想，也尝试过如寻求苏联技术援助、自主设计研发、向核电发达国家购买成套机组等多种方案，但因在厂址、堆型、技术路线等核心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其间又经历了如苏联撤走大批专家、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等历史事件，始终未能成功。直到1991年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尽管我国自行设计建造了秦山核电站，但中国核电前期发展的路径并没有沿着自主道路走下去。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复杂的历史、政治因素，中国先后引进过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的不同堆型。到2000年时，国内建成及在建的6座核电站竟有5种技术路线，一度被业内戏称为“万国牌”。21世纪的前十年被认为是核电复苏的黄金期，中国的核电政策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从“适度发展核电”到“积极地推进核电建设”的演变，然而因为利益分配、政策摇摆等种种缘由，一直没能建立自己的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2009年，引进美国AP1000技术的浙江三门核电站1号机组、引进法国EPR技术的广东台山核电1号机组相继开工。但到了2010年前后，仍有不少核能战略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核电领域依旧没能走出“起步”阶段，难以摆脱对多国采购的依赖。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全球新建核电站的核安全标准更加严格，但当时国内三代核电技术型号研发尚处于技术跟踪阶段，并未开展实质性的研究。此后，三门和台山核电站又都在建设上严重拖期和超支，更是在社会各界引起关于核电规划的质疑。

　　在上述背景下，“华龙一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中国核电发展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受到掣肘的局面，使中国核电工业真正具备了走上自主道路的实力和底气。围绕“华龙一号”的讨论自其问世至今始终没中断过，但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华龙一号”的技术来源到底在哪里。在《新火》一书中，北京大学教授路风以实地调研为基础，详细严谨地溯源“华龙一号”的技术脉络，最终得出定论：“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是秦山二期核电站，而开发秦山二期核电机组的技术能力起源于中国开发核潜艇动力堆的过程。可以说，“华龙一号”充分的利用了过去30年中国在核电站设计、建设、运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技术和人才优势，实现了“全自主创新”，即从研发、设计、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管理运营及整个品牌，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所有的核心技术均靠自主创新。

　　从全球视角来看，目前世界核电的中心仍然在欧美，2019年美国和法国的核发电量占全球总量的46%。但以区域视角而言，核电在亚洲以较快速度发展，多项数据表明未来核能产业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亚洲转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球共有54台机组在建，其中有35座位于亚洲国家。2005年以来并网的74座新建反应堆中有61座在亚洲，2019年全球新增并网核电5174兆瓦，这其中约有77%的增量来自于亚洲国家。不论从短期还是长久来看，未来核电装机容量增长中心都在亚洲。中国无疑是这些增量的主要贡献者。《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底，我国运行核电机组达到47台，总装机容量为4875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三；我国在建核电机组13台，总装机容量1387万千瓦，在建机组装机容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是世界上核电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然而，核电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等同于核电产业链的建成，通过回顾中美两国在核能领域交流、交锋的历史，更能深刻体会核电关键技术国产化和自主化的重要性。中美两国在核能领域曾经有深远的合作，我国在2004年展开“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依托项目招标”工作，2006年美国的AP1000技术中标，西屋公司技术转让的规模是中国技术引进有史以来最大的。2017年，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办的核项目公司泰拉能源(Terra Power)与中核集团成立合资公司，旨在开展第四代核电行波堆技术的研发与实践。然而，中美贸易战爆发后，2018年10月，美国能源部（DOE）发布《美国对中国民用核能合作框架》，设置了对华核能领域的全方位禁令。在技术转让方面，包括禁止轻水小堆、非轻水先进反应堆（例如第四代核反应堆等），以及相关软件系统的源代码、工程设计技术等；在设备和部件方面，禁止与美国有直接经济竞争的出口申请，例如“华龙一号”、以及CAP1400的美国专有设备。行波堆作为快堆技术的一种，正是属于出口受限制的“非轻水先进堆”，2019年1月2日，泰拉能源因这一新规宣布放弃与中国的合作。

　　从当初大规模的技术转让到如今的禁止出口，体现了核技术引进国与技术来源国之间常出现的不对称权力。核电站的建设周期较长，资金投入巨大，核电站建成之后，在其40-60年的寿期里，会不断地需要设备的维修和更换等。如果中国仍旧寄希望于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核电技术，甚至购买“交钥匙”核电机组，在这种发展方针下，只会对技术输出国的依赖性更强。2013年，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常被一个问题呛到：“连中国自己都使用美国技术修建核电站，我们为何要够买中国技术建设的核电站呢？”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意识到了没办法掌握核电核心技术的危险并采取行动。中国的核能发展规划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从核能技术进口国转向本地技术开发国。2014年11月，国家能源局同意将福建福清5、6号机组调整为“华龙一号”技术方案，原本设想由美国AP1000堆型统一中国核电市场的计划宣告破产。由于华龙反应堆供应链中的美国产品寥寥无几，“华龙一号”所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国产化，所以相比通讯行业在贸易战中因手机芯片、基带芯片、光学元件等核心零部件几100%来自美国而遭遇“卡脖子”的困境；核能行业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

　　在上述背景下，“华龙一号”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中国真正成为全世界核能中心变迁过程中的主导者而非跟随者，通过自主进行核电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材料检验、建筑安装等一系列流程成为少数建构起完整第三代核电产业链的国家。面对中国核能产业的快速的提升，美国采取的对抗行为并非杞人忧天，虽然在核能研发领域保持领头羊，但目前美国本土没有核电市场，科学技术缺乏实践检验就会停顿。美国第14任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需要确保自身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继续发展核能。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将填补进来。”《日本经济新闻》对此评述道：贸易战的发生代表着美国害怕在两个领域之间的“转换”，一个是科技领域，另一方面是能源领域。

　　世界核协会（WNA）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30个国家拥有核电站，其中的26个计划继续建造新的核电站，此外至少有28个尚未拥有核电机组的国家正在寻求规划建设本国的第一座核电站。IAEA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将新建约60~7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意味着海外核电市场将超过1万亿美元。WNA最新发布的供应链报告也指出，2030年核电相关的国际采购额度将高达5750亿美元。在广阔的核电蓝海面前，具备出口核电机组的能力的国家仅有俄罗斯、美国、法国、韩国、日本、中国。由此可见，尽管早在1942年人类就实现了可控链式核裂变反应，至今为止能进入“核电俱乐部”的也只是少数国家。掌握核能的和平利用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跨越，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实力的标杆。

　　核科技和核工业水平是国家整体实力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内而言，核电产业具有十分鲜明的军民融合特点，三代核电的建设发展不仅能有效促进本国核科学技术的进步，还能够为在和平时期保持和提升国家核工业能力、增强国防实力提供重要平台。对外而言，国家间的核能合作不仅仅具备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备极其重大的政治和外交意义。核电站涉及的前期选址规划、早期设计建造、中期运行管理、后期延寿退役、末期乏燃料处理等数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可长达100年，因此只有相互信任的国家才会开展合作核电合作。核电市场之间的竞争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而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外交等总实力的竞争。

　　在上述背景下，“华龙一号”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有力地塑造和加强了中国作为一个掌握高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国的形象。作为目前最复杂的能源系统，核电对国家的重要性远超过一种能源方案。1973年，时任法国总理的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提出一项宏大的核电发展计划（即梅斯梅尔计划，Messmer Plan）来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通过梅斯梅尔计划，法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电力结构，不但从一个能源进口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净电力输出国，还一跃成为全世界最活跃的民用核能研发者与推广者，通过对超过40个国家提供核援助，并与近20个国家签订双边民用核合作协定建立起一套牢固的核能外交体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对美国和韩国的核能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作为后发国家，韩国把核电看作是科技力量的象征，完善自主的核电工业体系的建立是韩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目前，已有超过20个国家对“华龙一号”技术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合作意向，其中甚至包括英国这样的老牌核电强国。第三代核电技术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包含核电安全与设计性能验证、示范电站良好运营记录、合理准确的建设周期。2015年5月7日，福清核电站5号机组开工。2020年11月27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从浇灌第一罐混凝土（FCD）到并网发电，福清核电站5号机组只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全球第三代核电首堆建设的最佳业绩。福清核电5号机组并网后的第二天，巴基斯坦当地时间11月28日，“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工程2号机组（K-2）真正开始装料，标志着该机组进入带核调试阶段，为后续临界、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海内外“华龙一号”工程建设各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完成，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这表明中国将有机会在国际核电市场拿到更多大额订单。